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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中国中央层面曾多次强调，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近期的通胀数据、金融数据也印证了这一判断。实际上，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历来是经济学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而非新问题。近百年来，曾有不少国家经历过总需求不足的情况，比如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美国，上世纪90年代后经历“失去的三十年”的日本，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启漫长的经济复苏期的多个国家。究竟什么是总需求不足？为什么会出现总需求不足？历史上那些经历过总需求不足的国家最终是如何走出困境的？出台刺激政策同时会带来哪些弊端？总需求不足的理论起源对经济学略有了解的人，大概都对“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及其“总需求管理理论”不陌生。在凯恩斯理论出现之前，古典经济学派是经济学思想的主流学派，他们反对政府干预，坚信市场具有自发调节机制，能自动出清，长期来看经济会自发趋向均衡。凯恩斯却反驳道——“长期来看，人们都会死去”，他认为，在经济下行周期中，政府部门有必要在短期内进行调节，帮助经济回归正轨。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问世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诞生，并由此开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新篇章。“有效需求管理”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内容，有效需求主要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传统古典经济学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能够通过利率自动调节；但凯恩斯认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是两个独立的变量：消费需求取决于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投资需求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利率又受到货币供应量和流动性偏好的影响。（一般来说，经济学中所指的需求，是需求欲望和需求能力的结合。一方面，要有购买的欲望；另一方面，要有购买的能力。当两者都满足的时候，才能算做“有效需求”。）凯恩斯认为，在总供给方面，全社会的生产边界是各种要素资源“物尽其用”（例如劳动力充分就业）时的最大产出。当总供给和总需求决定的均衡就业水平小于充分就业量时，就会出现失业现象，凯恩斯将此种情况定义为总需求不足或有效需求不足。值得注意的是，总需求不足并不是指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而是指总需求小于实现充分就业条件所要求的潜在总需求水平。为什么会出现总需求不足？凯恩斯从理论上归纳出三点原因：一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即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但在有所增加的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的部分越来越少。二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家预期市场逐渐饱和，利润率下降，对未来缺乏信心而减少投资，导致投资需求不足。三是流动性偏好改变。即人们更愿意以现金形式来持有财富，这主要受交易动机、谨慎动机、投机动机三种心理因素决定。上述三大规律都是源于不确定心理预期对于经济主体行为的影响。出于对未来收益的不确定，企业家减少投资；出于对未来财富的不确定，消费者减少消费、增加储蓄。针对总需求不足问题，凯恩斯提出了总需求管理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政策。在经济萧条时，政府应该通过削减税费、降低税率、举债以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刺激总需求，提振经济。二是货币政策。在经济萧条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再贴现率、法定准备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增加货币供应量，引起市场利率下降，进而刺激社会投资，拉动总需求回升。不过，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受到流动性陷阱约束，他更看好财政政策的效果。在《通向繁荣的途径》一文中，凯恩斯用乘数理论论证了政府借款支出的经济意义。走出总需求不足的“实践”虽然凯恩斯最初以英国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长期慢性萧条为基础进行研究，并就如何复苏经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但当时其研究成果并未引起很大反响。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真正实现系统化和完整化，离不开大西洋彼岸的罗斯福新政。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开启了长达十年的大萧条，也开启了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经济学相辅相成的时期。凯恩斯认为，美国经济出现萧条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政府应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来扩大财政支出，进而增加就业、刺激有效需求。同时，中央银行需要降低市场利率以刺激投资支出的增加，从而提高经济的有效需求水平，将经济拉出萧条的泥沼。同一时期，罗斯福在1933年就任美国总统后，一反此前总统胡佛的“政府无为论”，并提出“复兴不仅靠观点的改变，这个国家需要行动，需要立即的行动。”罗斯福把消灭失业、保存人力和自然资源作为新政府的首要任务，并认为这些目标可以通过政府行动来办到。他向全国选民们说：“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使人民工作。如果我们明智和勇敢地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它是能够被解决的。政府本身难免通过筹款解决部分问题，就像我们对付战争等紧急状况一样，而同时通过这种就业方式来建成大型工程，以刺激和重新调整我们自然资源的利用。”罗斯福要求美国国会授予他“应付紧急状态的广泛行政权力”，推行他在总统竞选时就向美国人民许诺的“新政”。随后，《紧急银行法》《农业调整法》《全国产业复兴法》《存款保险法》《证券法》《紧急救济法》《公用事业法》等70多个新政法令被批准实施，从而开始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自1933年3月罗斯福就任总统后，凯恩斯明显地增加了与美国政界与学术界的联系。他曾在英美报刊上发表过多篇文章，特别关注罗斯福新政所出台的政策及其实施效果。事实证明，罗斯福新政的实施的确使美国经济形势自1934年秋天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极大地鼓舞了凯恩斯，更加坚定了他关于通过大规模政府开支来战胜萧条和失业的主张，加快了《通论》的写作进程。到了上世纪30年代后期，凯恩斯思想逐渐渗入白宫班底，美国经济学界和政界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为凯恩斯思想的忠实信徒。一定程度上，罗斯福新政是凯恩斯理论的“首次实践”。上世纪70年代之前，凯恩斯理论一直占据主流，尽管在70年代时期，上述理论因为难以解释“滞胀”现象而日渐式微，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凯恩斯主义似乎再次回到政策舞台中央，成为许多国家走出危机的“指导方针”。以日本为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三十年”，资产负债表持续衰退。其根源便是悲观市场预期下的总需求不足，总供给侧缺乏活力，叠加通货紧缩和高杠杆相互推动。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重创日本经济，为促进经济复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于2013年提出了“三支利箭”：一是以日元贬值和提高通胀预期为主要内容的“质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二是大规模财政刺激政策，三是以增加居民消费和鼓励企业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性改革。有观点认为，从形式到内容，这套被称为“安倍经济学”的理论，实际上都是加强版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关于总需求管理的一些讨论前文从基础理论方面对总需求不足及总需求管理的含义进行了论述，实际上，需求不足的问题极其复杂，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也并非尽善尽美。市场对于罗斯福新政的效果及美国走出大萧条的原因尚未形成统一定论。“安倍经济学”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本经济下滑的趋势，但是整体上看，其经济低迷的根源并没有消除，结构性改革落实不到位，大量财政支出下的债务率再创新高。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2022）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存在短期和长期匹配的矛盾，作为总需求管理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应对短期经济波动的手段。如果增长下行或通货紧缩历时过长，短期政策长期化，不仅会使政策效应边际递减，而且会造成新的矛盾和问题，如财政赤字和债务率高企。CF40特邀研究员、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从五个方面归纳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边界和现实约束条件——一是名义利率下限和流动性陷阱制约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二是政府债务水平及赤字率制约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三是当期过度的投资可能会抑制未来的总需求并形成下一期的产能过剩；四是总量刺激政策的效果会受到结构性问题的影响。例如，若对资本回报率或利率不敏感的软预算约束部门大量存在，可能会对其它部门形成挤出效应，既容易造成要素配置的扭曲，又易使宏观总量政策陷入“扩张还是不扩张”的两难困境；五是金融市场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了复杂的互动影响，对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宽松货币政策容易催生金融资产泡沫，而金融市场的大幅波动也可能会给宏观政策实施带来复杂的回溢效应。中国学者张斌和朱鹤（2022）提出，当前，总需求管理需要新的政策工具组合，才能在扩大内需的同时避免过去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四万亿刺激政策的主要教训，并不在于面对总需求不足的时候采取刺激政策，而在于较少使用规范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工具，过度使用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相互配合下的投资扩张。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金融系统性风险、杠杆比率快速上升等后遗症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种刺激经济的方式。”两位学者建议，通过更多依靠规范的利率政策、财政政策和政策性金融工具，减少对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过度依赖，中国可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同时大幅减少政策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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